马鸣谦评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

《“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蔡海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10月出版，页，.00元我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启始于白话代替文言作为书写语体的确立，即所谓的“白话文运动”。在白话文学初始、迁延、呈递的百年过程中，一直伴随了域外作品的大量译介引入，文学译本充当了思维意识与写作范式形成、转化的催化剂。在很多创作者的心目中，译介文学，尤其是海外经典作家的译本成为了创作驱动的重要来源。就新诗而言，情形也是如此。

诗人树才说过：“百年新诗的历史与译诗历史犬牙交错，新诗受翻译冲击而产生，诗歌翻译为新诗成长提供语言和思想资源。”（出自年1月23日“翻译与现代汉诗的发展暨‘诗苑译林’再版座谈会”纪要，此处略作改删）诗人臧棣的表述更为形象：“对现代汉诗而言，翻译就是种子。诗的翻译，作为一种现象，绝不仅仅是文体方面的，它是我们的植物学，也是汉语的地理学。它深刻地参与了一种语言的自我意识。”（引自臧棣诗论集《诗道鳟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年）

然而，语言巴别塔的存在终究是客观现实，不时在提醒我们文学迻译中的诸多悖论困境。与大量由约定俗成的术语规约的科学技术、人文研究、新闻报道的文本转译不同，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因带有原作者强烈的个人色彩与文化趣味，尤其挑战了译者的双重能力：译者不但需要深切敏锐地理解原文，还须以出色的母语能力，去拟近、传达原作的语言风貌、幽微情绪与整体气氛。文学译介，毋宁是一项高难度的智力活动。

倘若打个比方，则文学译介类似一副语言装置的透镜，理解原文能力即镜体的透明度，而母语传达能力即镜面的凸面曲率，镜体越透明（不脱离原文意味），凸面曲率越小（不偏离原作者风格），则译作的还原度就越高。其原理大致就是如此。

毋庸置疑，现代汉语诗的创作进展与域外诗歌的翻译始终保持了同步（很多诗人同时也是优秀的译者，如穆旦、施蛰存、卞之琳、戴望舒、王佐良、郑敏，不一而足），而域外诗歌中，英国与美国的英语诗的译介一直受到瞩目。倘若开列一份大诗人的名单，则必然会包括叶芝、艾略特、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和奥登。

然而长期以来，除了穆旦和卞之琳两位先生的散译篇什之外，奥登一直是个耀眼的空白。

恰如黄灿然评论所说：“他在英语中是一位大诗人，现代汉语诗人也从各种资料里知道奥登是英语大诗人，但在汉译中奥登其实是小诗人而已，而现代汉语诗人也只能通过这个小诗人来想象甚至认定他就是大诗人。推而广之，在汉译严重不足的前提下，对整个西方现代诗歌，我们大体上也只能如此想象和认定。”

年，我启动了奥登诗作的译介，当时选择的底本是奥登文学遗产管理人门德尔松教授于年编定的现代文库版《奥登诗选》，其间就开始留意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年，我在新浪博客读到了蔡海燕的几篇研究论文，于是便开始与她通信，那时她正在着手博士毕业论文（也即本书《“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的前身）的撰写。

海燕的恩师吴笛先生是劳伦斯诗歌研究的专家，也是劳伦斯诗歌的优秀译者，他对海燕说过这样的话：“翻译的过程就是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运用汉语表达原文的过程。”是的，文学译介是文学研究的前提，没有较为充分的译介，谈论诗人就如同盲人摸象，无法掌握其人其作品的全貌。我和海燕能够携手合作，与吴笛先生的亲身体会与优良的学风大有关系，这里也是需要郑重向他表示感谢的。

在现代英语诗人中，奥登对古今多种诗体都有尝试运用，诗作素以高难度的技巧著称；他中年横跨大西洋，从英国移居了美国，思想背景也有复杂的生成变化。海燕为了更好完成她的博士论文，由此还申请了延期毕业。

、年还没有新浪微博（年8月14日才开始内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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