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新河北师大我的青春梦

三

高中两年，应开的课程并未开全开足。外语连初二课本都没讲完，高考只能算参考分。文理分科以后，文班没学生物，理班没学历史地理。

高校是专业型教育，学制又长，课程自然多了不少。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课程建设和教材体系并不完善，这一点也和高中差不多。中文系有的课程没能力开，有的必修课开成了选修，英语还分了快慢班。教材则五花八门参差不齐，写作、修辞、逻辑、哲学、党史以及心理学、教育学、教学法……这么多课程都没有规范的教材。或者是薄薄的一小本自编讲义，或者连讲义都没有，仅靠老师口授，给学习带来了很大困难。

当然，课程的呈现并不一定是系统的教材，更重要的还在于课程实施，在于课程理念指导下的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师大的教育还是不错的，学校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很下了一番功夫。

那个年代提倡“又红又专”，指的是既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又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在“红”的方面，学校坚持政治挂帅，突出爱党爱国、励志敬业的教育。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都组织传达精神、学习文件。来自农村的学生较多，学校就邀请专家介绍党的农村工作政策以及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和全国大学生一样，我们收听收看李燕杰、曲啸激情四射的演讲，学习舍己救人的解放军四医大学生张华，学习爱岗敬业的太原工学院教师栾茀，学习身残志坚的轮椅姐姐张海迪。学校也请曾在港台、北美生活30多年后回祖国定居工作的社科院博士吴廷华，放弃去港台生活工作的师大校友、全国优秀班主任卢奋燕等人做报告，教育我们不要崇洋媚外，要看到国家的美好前景，努力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最好的榜样还在身边。中文系陈慧老师，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在美国，是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优裕。家里多次劝陈老师迁居美国，甚至准备好了房子，考虑了他的工作。但陈老师说“外国再好也是外国，中国再穷也是祖国。党和人民培养我多年，我的岗位在中国”。他只探亲不出国，踏踏实实从事自己的教学。陈老师作报告的时候还没给我们任教，但同学们已油然生出了尊敬之情。

在“专”的方面，系里请现代作家萧军携女儿萧芸来做报告，从鲁迅研究讲到中美写作交流。请红学家周汝昌讲“红学”与“曹学”，请“荷花淀”派作家刘绍棠从维熙讲创作体会，请《河北文学》编辑讲小说创作形势。全国三好学生、77级大师兄崔福建边学习边研究，编写了《诗词典故例释》《柳亚子诗词注》等，小有名气。系里就让他给我们讲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崔师兄说，人活一世，就应该做些有益的事，给后人留下些有益的东西。至于自己，则可以“只重耕耘，不问收获”。

为了拓宽知识面，提高欣赏能力，学校请艺术系教师开设专题讲座。李维世老师用幻灯片讲解世界名画，有大卫的《马拉之死》、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使我在学习西方文学的同时，也多少了解了一些西方美术作品。

为了突出师范特点，大四的时候学校给我们开设职业道德讲座，组织看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教学录像，请本市中学优秀教师做报告。学校把教学实习看得很重。实习前，老师指导我们写教案、作试讲。40多天的实习中，带队老师天天陪着我们，逐人指导，分析点拨。实习结束，系里、班里又开总结讨论会，就共性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同学们获益匪浅。

四

大学四年，20多门专业课公共课，现在能够记起的老师大约有40多位。我的大学不算名校，老师也很普通。当时只有系主任冯健男先生是教授——他给我们做过当代文艺思潮、“朦胧诗”评价等专题讲座，更多的是讲师或者还未评上讲师。但是，老师们的朴实亲切、敬业爱生，特别在为人、求知、处事方面的教导，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

中学时，我的作文就经常得到老师表扬。上大学后第一篇作文《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被写作课贾振华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评点，说是“设计了矛盾冲突，突出了人物个性”。贾老师的话给我极大的自信，点燃了我的学习热情。大学四年，我不仅对写作，对所有课程都学得很认真。毕业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丢下手中的笔，上班写公文，闲暇了写几篇散文。

“汉语”是中文系重点课程，现代汉语课有三位老师。语音部分由金慧宁老师任教。金老师是北京人，语音纯正、音色甜美。她给每个同学校正读音，要求“人人过关”，夸我普通话讲得好，听不出方言味儿。十多年后我在职教中心给幼师班学生讲《听话和说话》，也学金老师对学生逐一指导。词法部分是孟庆华老师。孟老师在南斯拉夫做过访问学者，课上分析词语结构，课下神聊欧洲风情，还拿出照片给我们看。白俊耀老师讲语法，他不拘泥教材，直言不太喜欢系里选用的胡裕树版本。白老师上课是“评介式”，除了个人的思考，还介绍其他语言学家如黄伯荣、廖序东、孙常叙、邢福义的观点供我们参考，把语法界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摆出来分析。白老师血压高，腿脚也不太好，但他从未因此迟到。每次课前他都早早上楼，气喘平复了再进教室，讲课站累了就走下讲台遛跶着说。晚自习，白老师常来教室解答同学们的问题，周末有空还到宿舍和我们聊天。古代汉语高辉老师高高的个子，说话笑呵呵的不紧不慢，时不时来个冷幽默引人回味。我甚至觉得,古人讲话似乎就应该是他那个沧州味儿。高老师对常用实词虚词的用法分析得很细致，往往把多篇文章的句子对照起来讲。我在中学教书时，还常常拿出当年的古汉语笔记来参考。

古典文学，从先秦到明清课时最多，有六位老师。吴国宁老师讲先秦部分，解读评点非常细致，让我们理解了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的源头之美。他讲大学与中学学习方法的不同，说不光要多看作品，还要多占有资料，对照着分析思考。我听了吴老师的话，从图书馆借来《诗经原始》《诗经通论》《楚辞选注》等，还托人从北京买来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课外参阅，收益颇多。吴老师不光讲文学，还传教法。毕业前带我们实习，从备课、讲课到说课、评课，悉心指导，一丝不苟——那是我们在课堂之外学到的实操性技能。

大学四年，只有唐代文学林珂老师坐着讲课。记得上第一节课，她引用了鲁迅先生一段话：“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手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林老师说，唐诗虽美，却并不好讲，只能靠“悟”；格律虽好，但并不易学。那年她和朋友到西安灞桥游览感慨万千，也只憋出“灞桥折柳君一枝”就无下文了。这没头没脑的课让同学们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很快便由“不爽”到“爽极”，迷上了林老师的课。她上课既无板书也不翻课本，手势不多也少吟诵，描摹场景，延展意境，娓娓道来，自然流畅，不时插入前人对诗人诗作的评价，也提到诗人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林老师介绍过白居易晚年的一首诗：“七十三岁旦暮身，誓开险路做通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这是诗人为资助疏浚龙门八节险滩所做。老师说非常敬佩白居易以民为本“拔苦施乐”的精神。听林老师的课，同学们常常会忘了记录，骋心游思，静静地随林老师流连于那个诗情恣肆的年代。课下，同学们夸老师讲得好，老师却说：“这没什么，你们多读些诗词，多看看叶嘉莹先生的书，讲出来会比我还好。”叶嘉莹先生是国际知名的文化学者，古诗词研究的大家。我毕业20多年后才看到叶先生的著作，读来也并不如当年林老师讲课更为晓畅亲切。

明清文学由韩进廉老师执教，当时韩老师研究《红楼梦》已小有名气。受他影响，我研读了红学名家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王朝闻、蒋和森等人的著述，抄录了不少资料。多字的毕业论文《不同时代的青年叛逆者——贾宝玉高觉慧形象之比较》，韩老师悉心指导反复批改，最终获优。

受时代局限，现当代文学课以革命文学为主，鼓舞歌颂为重。现代文学主角是“鲁郭茅、巴老曹”，加上一些左翼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其他人很少涉及，这成了我们的缺憾。当代文学就更单薄，而且只讲到“文革”之前。不过，郑富成、倪宗武、刘云涛、唐文斌等老师还是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不仅串讲文学发展，还教我们分析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记得郑老师组织我们开过一次讨论会，主题是“《雷雨》主要矛盾冲突和繁漪形象的分析”，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倪老师也指导我们写过小论文“谈《创业史》梁家父子形象的塑造”。

文学理论课不同于文学史，干巴巴的不好讲。庞安福老师研究美学有些建树，就渗透一些美学知识。梅韵老师长于古典文学，就更多地引唐诗宋词《红楼梦》。同学们都喜欢她那带有湖北口音的朗诵，“别有幽cóu（愁）暗恨sēng（生），此sí（时）无sēng（声）sèng（胜）有sēng（声）”“嘈嘈切切错杂弹，大zū（珠）小zū（珠）落玉盘”，也爱听她对宝、钗、黛感情的分析。西方文论选修课由杨景祥老师执教，由于课时紧张，只简单做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五人的文艺思想评介，但杨老师在教学中谈到对当时文学美学以至思想界关于“人性”“异化”争论的看法，见解独到，很受启发。

外国文学严金华老师比较“个色”。黑瘦黑瘦的，个子不高还驼背。他肝胃都不好，性格孤僻，离群索居，上课和抽烟是他两大精神支柱。沙哑的南方口音和绝少变化的微笑是他音容的标志，黑锈的牙齿、焦黄的手指则是他嗜烟的印记。严老师夹着讲义走上讲台，右手一支烟左手一杯水，虽不时咳嗽却毫无倦意，一边是滔滔不绝，一边是板书满满。等到下课，讲义没有翻，水已然喝完，一支烟却往往不够。严老师对自己的课颇为自信，他说只要认真听课，考试前把笔记仔细看一遍包你好成绩。此言不谬，听过严老师的课不必再看原著，因为他对时代背景、重点情节和人物形象都讲的很细。古希腊神话传说、《神曲》《巨人传》《浮士德》《堂·吉诃德》这些大部头的作品，多数同学没有读过，都是听严老师“讲”出来的。象堂·吉诃德挺矛挑战大风车那样的经典情节，经严老师举手投足一表演，立时生动了许多。最令人叹服的，是严老师对大小作家的生卒年份烂熟于心，凡提到某人，必信手在黑板上标出，从无漏误。我现在还记得严老师写过的“莎士比亚（-）”。严老师提议成立外国文学课外兴趣小组，我和一些同学加入其中，在严老师指导下搞了几次莎剧研讨活动，分析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人的性格特点。研讨中，严老师平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我们不囿专家观点，勇于提出问题的精神给予赞赏。严老师教我们只有一年多，中途因病停课。我们毕业后四五年他就去世了，也只刚过50岁。

接替严老师的是陈慧老师。刚入学时只知道他的爱国事迹，听起课来才感受到“德艺双馨”，讲得非常棒。陈老师反对照本宣科的讲课死记硬背的学习，他讲课以评点分析为主，主张以弄懂弄通为目的。陈老师讲课激情四射生动诱人，这也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大四的时候，陈老师开设“西方现代派文学评析”选修课，教室里座无虚席。他给我们编印了两大本讲义，分析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和思想基础，对盲目崇拜的思潮提出批评，对一些新奇的写作手法给以肯定。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老师开设这门课有其开创性的意义。我们也有幸了解了《变形记》《百年孤独》《等待戈多》《第二十二条军规》，知道了卡夫卡、乔伊斯、波德莱尔、马尔克斯等现代派作家。

严、陈二位老师还给了我“外出实习”的机会。那是三年级开始的时候，市里一个电大班请老师去做辅导。严老师有病，陈老师太忙，他们就从班里外国文学小组选了四名同学去轮流代课。在老师的指点和同学的鼓励下，我大着胆子走上讲台，给比我年龄大得多的学员们讲古希腊罗马文学，讲雨果狄更斯，这对我的学习和后来实习都有很大帮助。

外国文学最后一位老师是李禾瑞，主讲东方文学和苏联文学。他高高的个子，讲话幽默，能把大家逗笑自己却不笑。受时代的局限，这部分课程研究材料不多，很难讲出什么，李老师就尽量补充一些有意思的内容。他给我们讲高尔基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和散文《海燕》《时钟》。我从图书馆找来，全文抄在笔记本上。几年后我教高中，也像李老师一样讲骄傲的勇士丹柯，高举着自己像太阳一样燃烧的心，带领人们走出那阴暗可怕的黑森林。讲《时钟》，告诉学生“我们生活的时钟是一座空虚、枯燥的时钟。不要怜惜自己，用壮丽的业绩把它填满吧，这样，我们就会度过许多充满激荡身心的欢乐和自豪的美丽时光！”

说到老师，我还要感谢石家庄十二中的马志荣老师。她是我实习班的班主任，任教初二语文。那时她快退休了，身体也不太好，但我每节课她都去听，还帮着维持课堂秩序。马老师中肯地指出我备课讲课的问题，对我的认真负责逢人便夸，说我在学识上值得她学习。实习结束时，她送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赠给教育战线上的新战士”。

我深深地感谢老师们，包括教过我的老师，带过我的辅导员老师，以及为我们服务的其他老师。几十年后，石家庄的同学们为退休老师祝寿，我闻讯后发去一首诗：“恩师金寿日，学子举银樽。难忘旧时爱，更觉今日亲。身教人生路，言传求知门。夕阳无限好，把酒祝黄昏。”

作者简介：赵建新，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廊坊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河北省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河北省幼儿心理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廊坊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从事基础教育管理工作20年，潜心研究学前教育及家庭教育，多年坚持为中小学教师及家长培训，宣讲教育政策法规。《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原则》《浅谈幼儿园小学化的根源》《培养幼儿习惯是家长的首要任务》等多篇文章在省市报刊发表。主要讲座有《幼儿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习惯》《让孩子赢在哪条线》《幼儿园安全管理》《不要以爱的名义伤害孩子》《让孩子好好走一生》等。曾在“环京津新闻网”做家庭教育讲座“让孩子赢在终点线”、“《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实施的四大原则”、“如何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等。家教专著《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家长导读36讲》年4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到幼教专家和广大家长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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