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鹰1978关于那个人生之梦

年年底,我高中毕业入伍服兵役。部队驻无锡惠山脚下，番号是步兵第六十军一七九师。一七九师师部驻南京，就是南京人熟悉的临汾旅，一个齐装满员的甲级战备师。

这个番号现在已经消失了，但部队讲血统，就如高校讲传承一样，一七九师的番号可以取消，全军最高一级的荣誉称号“临汾旅”却不会被忘却，这段在虎狼之师锤炼的经历是我人生第一段难以忘却的纪念，以致几十年后我和战友们的每次小聚都会吼一阵《临汾旅战歌》。

作者年轻时的照片

把这段经历放在高考之前铺叙，当然不会无因。我相信事物之间一定有因果关系，从最后瓜熟蒂落的结局，总能看到过程中的花蕊枝叶和最初播下的种籽——在哲学的意义上，佛祖如来说过，这叫果报；道祖老子说过，这叫祸福；外国的马恩说过，这叫辩证；科学家无以名状，就打了一个比喻叫蝴蝶效应。

年，高考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这其中国家大政的决定性作用不容置疑，但是我还想知道的更多一些：那一年，究竟还有那些因素参与了我命运的重构？最初的那只蝴蝶究竟在什么地方煽动了翅膀？

我的读书梦和随之而来的欲望，追溯到服役期间比较合适,再前,少小懵懂。

入伍两个月后，新兵连的生活尚未结束，我就被召到南京参加了一次招飞体检。身体状况很好，但眼底的血管有硬化前兆，因此被淘汰了。

其间有几位不知来自哪一级的领导找我们这批人聊了天，又让我们画了各自县城、学校的示意图。我虽然从未见过县一级的地图，也没去过多少乡镇，然而方位感天生不错，几何和测绘课程学得也很好，因此交上去的图尽管我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但显然没让他们失望，后来知道，那是在物色军师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的后备对象，而我，也有幸从那时起就进入了后备干部的培养名单。

回到无锡，新兵连解散，我被分派到特务连侦察排，这个排的战士个个虎背熊腰，只有少数一两个像我这样高中毕业的文弱书生掺沙子一样被编在队列中。在为期四个月的春训中，作为侦察排的文化种子，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处境有点象《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而我也确实不具备许三多那样的倔强，所以觉得特别苦。

电视剧《士兵突击》海报

好在领导把我编入侦察排，本身只是为了制造一个过程，所以春训结束后我便调任连队文书，又两个月后，调任团司令部管理股文书。文书是等同于班长的职务，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管理股文书是个什么角色——说简单点，这是司令部里一大堆军官中唯一有的兵，能走上这个岗位的兵，都是提干的苗子，我的前任，后来一直升职到副师长。

这是一条已经在我面前明确展示前景的人生之路。但似乎来得太顺利，反而催生出了我一种似乎另类甚至有点过分的追求。

应该是年夏秋之间的某一天，下早操之后操场上的大喇叭照例播放新闻。那一天播放的是关于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报道。这个报道在军营中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但是我例外。

记得那个早晨，我拿着自己的碗袋，就那么傻傻地站在去食堂的路上，有滋有味地一直把报道听完。以我当年十九岁的年龄，虽然从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的政治历程都经眼过目，但严格说来只能算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头脑的调色板还比较单一，对张铁生这样的事件谈不上什么政治评判，不管基于哪一个侧面。

宣传画《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

但这天早晨的报道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绵长的影响：它以重大事件的形式向我解说了“大学”和“工农兵学员”的概念。推荐工农兵学员的事其实在前一年即年已经出现，但当时我还是学生素人的身份，偶尔下乡进厂，只算学农学工，与读大学毫不搭界，因此也从未关心过这个问题。现在忽然如醍醐灌顶：我也是工农兵了吔！

后来了解了一下，我们团每年确实会有两三个推荐名额，面向两年以上的义务兵。两年，那就等吧。

年，也就是两年后，我自认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向领导表达了被推荐的期望，没有下文；又下一年即年，再次提出，还是没有下文。

事实上我的做法有点犯忌，第一，上大学是一种“推荐”，并不需要个人申请，个人直接提出申请会被视为奇怪的自我膨胀；第二，个人的培养方向只能由组织决定，向组织提要求通常会被视为目无领导。这我都明白，但想读书的梦想已经让我确定了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决心。

这年年底，我婉拒了提拔考察，提出了退伍要求：我有自己的梦想，我想回家乡再试试。

这是我当时的选择。

后来我曾仔细想过，那种读书的梦想和强烈的欲望源自何处？我们家上溯三代，无论父党、母党，都没有哪怕丁点的文人遗传。父亲祖籍上海宝山老沪太路，世代贫穷，他老人家十来岁时被送给别人收养，成了一个放猪娃;后来熬不过打骂，跑了回来，结果又被送去一位石匠家学徒，因为家里养不活他。

淞沪会战

年8月日本进上海淞沪会战开打，16岁的父亲随人流逃难，在一处他也说不清的地方上了新四军招兵船，成了传奇将军罗炳辉麾下的士兵。12年后的年，三野解放上海，父亲的部队恰巧沿沪太路攻城，打下了老家附近的大场飞机场后，他找个机会才见到了生死久违的家人。

父亲对我们有重要的政治影响，由于他自己的苦难童年，所以决不允许我们说共产党的不是，但他只认识眼前的几个字，只能写点家书或者工作提纲之类,在部队学的，谈不上文学的文化的影响。

外祖母家算是小生意人，原本有点家产，但到解放时已经彻底破落，靠外婆和母亲做点针线活糊口。归有光在《项脊轩志》里回忆祖母对他的期待时，说老祖母拿出了先辈上朝用过的象笏：“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他日汝当用之。”这才是世家的气象，有祖先遗物，有子孙后继，传承自属必然，而我们家哪有象笏，我的老祖母会有这样的叮嘱吗？

《归有光散文选集》

除了父母纯朴的“好好学习”“读书上进”之类基本属于道德范畴的教育之外，我觉得自己的梦想欲望可能与我生活的市井环境有点关系。我在淮安县城外河下古镇的外婆家长大，当年吴王夫差为了便于调兵，征调人力从邗江往北开挖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第一条人工运河，由此在运河北端、淮河岸边形成了一个枢纽古镇，就是河下。

明清以来，淮安一直是京杭运河的交通、经济、文化中心，而这个古镇河下，则是淮安的精华所在，成为永乐年间漕运管理部门变革、弘治年间盐法变革的最大受益者，汇拢聚集了一大批富商。

中国文化有个特点，就是富与贵属于不同的概念，要想身份尊贵，必须做官，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向官宦汇流的强烈欲望，经商的人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后，必然要以各种形式向官的社会阶层靠拢。有的交结官府，仰他人鼻息；有的附庸风雅，与文士为朋；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家族中形成分工，有人读书，争取做官为家人争取地位；有人继续经商，提供经济支持。

所以，凡富商聚集的地方，必定是文化活动频繁的地方，必定也是风流名士流向的地方，将来若干年以后，必定又是科举旺地，学者辈出的地方。所以河下这个地方，虽是弹丸之地，但明清两朝出过六十七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一名。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曾生活在这里，却只能隐身于数不清终身哀叹不得志的诸生行列。

吴承恩塑像

到我童年的那个年代，由于运河地位的失落，也因捻军的一把大火和日本人的反复掳掠，河下已全然没有了繁荣的风采，破碎的石板路和斑驳的院墙只能映衬出更多的破败，科举没有了，那种安置着落马桩的大门也看不见了，但读书的风气依然很盛，平常市井人家，总以供养孩子读书为要务，满街男女，读到高中的比比皆是。

一群青年学生，在我眼里就是小唱本里说的才子佳人，看他们一群群的说着笑着相约读书去，羡慕死了。再深一层，同学家那些在京城，在上海的哥哥姐姐，就是我眼中的状元驸马，最初的读书梦应该就在这里萌芽了，当然，那是年之前的事，我还在小学。

年4月退伍，因为有城镇户口，所以会分配工作，但要等待。9月份小平同志拍板恢复高考时，我其实有点懵，幸福来得太突然，真正机遇天外飘来到了身边，才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准备。

第一次考试怎么过来的，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只记得因为处于待分配状态，在何处报名成了问题，然后问题解决了，匆匆忙忙走进考场，又不声不响地被淘汰了。应该是在预考中。记得报的是理科。

年《人民日报》发布恢复高考的新闻

年6月新一年高考开始之前，县里已经为我们这伙退伍军人向新的工作单位开出了分配介绍信。那是一个正在建设的船闸，在当时属于难得的好单位，为了防止单位领导借口船闸尚未完工打我们的回票，我们打起背包，迅速占领了单位的会议室，打起地铺表示人已经到位，然后有点做秀地清理卫生、站岗帮厨——都是当兵的拿手好戏，无非是为了留个好印象。

戏演完之后，还是没事可干，就打扑克。十三个人，占三张桌，需要有人落单，于是我主动坐到了一边。不知道算不算耍了心机，反正这期间看了一些来路不明的补习材料——其实也就是地理、历史旧课本。

战友们也很乐意享受我的“谦让”，当我告诉他们，明天会去考试，考大学，竟然引来一阵放肆的大笑，也没有人起身哪怕象征性地为小兄弟送考，因为没有人意识到我这一两个月在为了一个目标而……复习。

那个船闸距离我现在的家不远，不仅是在同一个月亮下，甚至就在同一条路的两端，但显然个人命运已经改变。经济状况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最大的问题是我第一次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在以后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实现大大小小的梦想。一个有梦又能实现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上一年报考理科，本来信心满满，前面提到我在中学里几何、测绘类的课程都学得很好，那是真的。记得有次老师布置实践操作，就是测绘校园，绘成平面图。我和七八位同学分在了一组，我说，绘图板给我，来两个人拉绳就行了，其余想干啥干啥去。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结果本小组的成绩是集体90分，就是每人都记这个成绩，同学们很知趣，每人自愿消减2分，这样我就记98分，那两位拉绳的，记92，其余平均88，全部进入本班前10名。但预考的淘汰，对我的自尊有点打击，算是让我知道所谓的“理科”究竟是一方啥样天地，尤其是后来听说和我一起坐在教室里的那些老兄们，居然不止一位数学考了95分以上，真是惭愧至极、敬佩至极。

于是面临新的考试时，我报了一般人都认为好混的文科。

说文科好混，对我来说，也不算错。前面说到我读书梦想的一个源头，是河下古镇的市井社会，这个话题可以再细分一下。我在小学时读过不少“书”。

一类是专指文学的书，比如《三国》《水浒》《老残游记》之类，当然很多都是片段，还有《最可爱的人》《海燕》等等。这些很正面的非常文学化的篇章基本上来自过去中学的《文学》课本，我们同学有相互借书的习惯，邻居家哥姐保存的课本就自然成了下一届少小读书郎的课外阅读材料，容易借得，可能那些年初高中历届的《文学》课本我都读过。这是河下市井文化的第一个特色。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老残游记》

另外一些不那么符合潮流的“书”的来源就复杂了，比如《隋唐》《七侠五义》《杨家将》等包括它们的衍生品，有些书纸张是黄色的（木刻本、石印本），内容也是黄的，什么青楼女子、压寨夫人都有。这些书的流传则是河下市井的另一个特色了。

我在《吴承恩传》里为吴家描述了一个环境，说他们家小杂货店坐落在打铜巷与大街交叉的丁字路口，门外不远处有两棵树，一个银杏树，一棵大槐树。大槐树下是一座残破的道观，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经常在树下摆一张躺椅，看书、讲古或者与道士下棋；银杏树下则是班家净发行，也就是今天的理发店，老班曾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这净发行就成了大街上最聚人气的地方。关键是还有个小班：

老班的小儿子叫宝荣，比吴承恩要大一些，也读过两年书，与吴承恩算是曾经的同学，但现在已经不是了。他在店里更多的还是打下手，烧水，端茶，或者篦头。清理完了，他还负责把客人的头发胡须用毛边纸小袋袋包起来，让客人带回去自行处理。这孩子传他老子的代，嘴上一份，手上一份，五花八门，七十二个啷当，什么都会，只要是话题，似乎他都能插一嘴；而客人说的讲的，转眼就会被他贩出来，还多了一份指手画脚，眉飞色舞。因此他是周边街区孩子们公认的头领，往往大槐树下老班、吴锐和老道士们一拨人拉呱，银杏树下就是宝荣为首的一伙。

吴承恩溜进班家，并不和忙活的宝荣打招呼，也不在店堂逗留，而是直奔后面披间宝荣的卧室。他会转身关上门，然后从那狗窝一样的床席下面摸出发黄卷边的什么话本、唱本，这是宝荣看在同学份上给他的特权，他把吴承恩视为知己，班家人都知道，也不过问，这黑咕隆咚容不得转身的小屋在吴承恩眼里简直就是天堂，宝荣不知哪来这许多的牛黄狗宝，什么春秋战国，隋唐英雄，宣和遗事，还有天下三分，都有。既然进来，那就不走了，他会趴在小窗户上静静的呆上一两个时辰，往往都是吴锐让伙计来把他拎出去。

《大道正果：吴承恩传》

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当年的场景，理发店是真实的，宝荣也是实有其人，只不过不姓班。回首去看几十年前的真实，恐怕这种经历对于我骨子里市井文化的形成，包括入伍后被当作文人培养，甚至是对我后来古代小说、古代戏曲专业方向的选择，都有潜在的影响。78高考无奈选择了文科，实际上也算误打误撞选对了。

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天，我交完卷，监考的老师随即走出教室，叫住我，说了句：“考得不错！卷子我看了。语文好，有希望。”

当时我料不到命运会有这么大的转折，如果有预感，一定会问一下这位老师的名姓，然后深深地鞠一躬。这位老师几天来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我没有作弊的任何念头，并不怕老师窥视，只是觉得有点怪，开始还认为是因为我大热天严严整整地穿了一身军装，退伍军人的身份非常醒目，后来想明白了，可能整个考场能把流程走完，能把卷子大致写满的，也就是寥寥可数的三五人。

《吴承恩与西游记》，蔡铁鹰著，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版。

出得考场，恰巧遇见这个时候最应该，或者最不应该遇见的人，我的一位同学兼战友。他和我中学同桌，同时入伍，同连队服役——我在侦察排，他在警卫排，然后又同时退伍；上一年我们同时参加了预考，同时被淘汰；但是后来这一次我们没有跨同一步调，他放弃了。此时他正以新任大队会计的身份，携当年班花，忙置办婚妆。见面，他问，只有两个字：“怎样？”我也只答了两个字：“好考！”回头看去，同学怔在当场。

语文，我考了84分。这在我们班可算不上好成绩，但在我的几门功课中分数最高，把我拉上了南师的分数线，从此见识了梦也梦不到的大学校园，结交了诸多神一般的才俊同学。

作者简介

作者近照

蔡铁鹰，年6月出生，淮安人。年10月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78级（2）班。年毕业后分配至淮阴师范学院任教直至年退休。教授职称，以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

完成多项国家和部省级研究课题，成果《西游记的历史文化解读》入选国家精品视频课程，《西游记的前世今生》获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奖。主要学术著作有《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吴承恩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承恩集笺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承恩传》（作家出版社）、《吴承恩与西游记》（中州古籍出版社）、《西游记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曾受聘淮安市政府文化顾问、西游集团文化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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