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机和日俄战争,加速了第一次俄国革命

引言

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民革命－新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革命的前提成熟了。改革后的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这时达到特别的尖锐。-年的经济危机，震撼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

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

大约有一半高炉和全部石油钻井的45%停止活动。钢轨、机车、车厢的生产特别急剧减缩。直到年末和年初，在一系列的工业部门中才出现活跃的最初征兆，但是并沒有转为普遍高涨。伴随着危机的是大批失业、工人劳动条件恶化、许多中小企业主破产。同时，生产的积聚加强了，在外国和俄国银行支持下的大型和巨型企业的实力增大了。垄断联合组织（主要以辛迪加形式）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在二十世纪初，垄断组织的数目不多（约30个）。但是，它们（虽然不是立即）在重工业的主要部门中确立起来，逐渐掌握了最重要的原料和燃料产地。南方冶金工厂的联合组织“五金销售公司”，顿巴斯最大煤炭企业参加的“煤炭销售公司”，“车厢销售公司”，机车制造辛迪加等等，就是这样。在石油工业中，一些公司－诺贝尔、罗特希尔德和曼塔舍夫的公司占有统治地位，它们不但彼此有关系，而且同其他国际垄断组织达成瓜分国内外市场的协定。

全俄资本主义体系各个部分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性，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加强了。俄国少数高度发展的工业部门同落后工业部门之间的差距特別大。除了一些大工业区而外，继续保存着刚刚完成从宗法封建关系和半自然经济过渡向垄断以前形式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广大地区。列宁这样确定俄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不文明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财政资本主义！”

二十世纪初3万个大地主拥有7,万俄亩土地，大致同受地主奴役的1,万个农户拥有的土地一样多。当国家农业中心的巨大地区还存在着大地产和工役制的时候，农业水平低、千百万农民的贫困和受压迫，都是不可避免的。农民破产和剝夺的规模是巨大的，仅仅在10年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贫民－－沒有马匹和只有一匹马的－戶数增加了万。年国家又发生歉收和饥荒，受灾达20个省，共2,万人。新兴的垄断资本主义同农奴制度的大量残余，同警察的专横和君主政体的暴虐交织在一起，这是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制度的决定性的特点。

当时最迫切的历史任务是消灭沙皇制度和它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占有制。如果说土地、农民问题是成熟的革命的关键问题，那么，革命的动力和斗争形式，它的进程和远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形成的新的阶级力量对比，首先是由无产阶级的增长，由无产阶级变为整个民主运动的领导阶级来决定的。到二十世纪初，工人阶级是国内的最巨大的社会力量，它已经拥有相当多的罢工斗争经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最主要特征，是它从一开始就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领导。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

工人运动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过去的一切发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自己的思想敌人坚决划清界限，粉碎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这一切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国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这种斗爭中，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分子成长和锻炼起来。有力的理论家和热情的实践革命家列宁（乌里扬诺夫）是他们公认的领导者，他以崭新的、空前未有的方法领导俄国工人运动。

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时，就带着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计划。在沙皇制度的条件下，这个政党只能是以斗争中经过锻炼的、富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地下政党；成千上万有组织的、依靠整个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的工人党员，应该团结在职业革命家的周围。当时，列宁的基本思想已经成熟，他后来在《怎么办？》（年）和《进一步退两步》（年）等著作中发展这些思想，形成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型政党的完整学说。

列宁的《火星报》－－在国外发行的全俄性秘密报纸，在爭取建党的斗爭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火星报》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喉舌，而且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它对目前群众所注意的问题迅速发生反应，把俄国各个部分工人们的革命行动结合起来。《火星报》和《火星报》派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活动，使先进工人扩大了眼界，引导他们理解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和无产阶级作为爭取民主的先进斗士的作用。

《火星报》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和策略，对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传播者－－“经济派”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严厉地批评了在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列宁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社会革命党纲领－－民粹主义偏见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的无原则性。由于否定革命理论的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社会革命党人同“经济主义者”成了一丘之貉。

社会革命党人，像自由民粹主义者一样，把村社理想化，用“劳动农民”这个术语，掩蔽了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阶层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性。社会革命党的个人恐怖策略（列宁称之为“革命的冒险主义”）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害。《火星报》开始的事业，是由它所筹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完成的。代表大会于年7-8月举行。在同机会主义分子的激烈斗争中，列宁和他的战友捍卫了新型政党的原则。

在代表大会中，通过了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由《火星报》编辑部起草的、非常明确和彻底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党纲。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人政党纲领，在它里面，把爭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中，一方面确定最终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指出党在即将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当前任务：推翻专制制度，用民主共和国来代替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用革命手段消灭农奴制残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纲宣布了民族自决权。代表大会在尖锐的斗争中讨论了组织问题。列宁捍卫了由于自己队伍的思想一致而有力的、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完整坚强的政党的原则。列宁认为每个党员直接参加一个党组织的工作是必要的。只有由积极的、有觉悟的、被严格纪律联合起来的战士们组成的这样的政党，才能在实际上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但是，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部分代表，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相对立，主张大开门户容许一切志愿者（包括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无产阶级的暂时的、搖摆不定的同路人在内）－一切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同意“经常”协助党的人们入党。由于机会主义分子（自被粉碎的“经济主义者”开始一直到“火星派”中的妥协派）的联合的结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按照马尔托夫的文字通过了。

但是，到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时，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列宁主义党性原则的拥护者的变化。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列宁派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他们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为了同机会主义分子－孟什维克相区别），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称即起源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为作为政治思潮和作为政党－－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对机会主义及任何形式的妥协主义采取决不可调和的坚决革命行动的政党的布尔什维主义奠定了基础。

革命运动的新阶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对此后革命运动的整个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工人运动的规模而论，以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提高的速度而论，在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已经超过所有的国家。在工业危机时期，工人开始从经济罢工转入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这种斗爭方式不仅促进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而且促进了人民的所有民主阶层的迅速觉醒。年5月1日，在哈尔科夫举行了群众性的政治示威。1万名工人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下进行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政治自由。

年彼得堡、莫斯科、梯弗里斯、叶卡德琳诺斯拉夫和其他各大中心城市，都举行五一罢工。在所谓奥布霍夫保卫战中，明显地表现出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和他们的高度革命坚毅精神。5月7日，彼得堡奥布霍夫兵工厂开始罢工，抗议厂方开除参加五一罢工的一批工人。全体工人（约5,名）停工，要求召回被解雇的伙伴和把万恶的工头驱逐出厂。副厂长用讥笑的口吻说：“你们也许还要求开除大臣呢：”工人回答他说：“岂止大臣，连沙皇都要开除！”

开到工厂来的两连军队、警察、宪兵，受到了雨点般的石头块的迎接。手无寸铁的工人同正规军队一直搏斗了3个多小时。有名工人被捕，37名送交法院审判。通过“奥布霍夫保卫战”的实例，工人们深切相信对拥有武力的敌人进行巷战的可能性。顿河岸罗斯托夫的3星期政治罢工，是年最大的事件；参加罢工的工人约3万名，他们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领导的。每天都召开群众大会，社会民主党演说家在会上讲话。警察对于向邻近城市和火车站扩展的工人运动是无力应付的。

直到调来军队以后，当局才把罢工镇压下去。列宁在评价这次罢工的历史意义时写道：“有组织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参加更加积极。无产阶级为自己和自己的委员会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争得了群众性的街头示威的自由。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阶级同其余的一切阶级与沙皇政府相对峙。”年7-8月乌克兰和高加索各工业中心的罢工发展成为总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约有20万名。这次总罢工显示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阿尔明尼亚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工人的国际团结的典范。

基辅、叶卡德琳诺斯拉夫、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巴统的示威群众同军警发生冲突。内政大臣普列维要求地方当局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因罢工而受破坏的铁路交通－“如有必要，格杀勿论”。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农民加强了爭取土地的斗爭。在二十世纪最初5年间，发生次大规模的农民发动，而其中有半数是在年，主要发生于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和格鲁吉亚。只是在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两省，就摧毁了80多个地主庄园。

农民起义受到沙皇当局残酷的镇压。列宁写道：“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这是无知的不觉悟的群众的起义，起义没有确定的鲜明的政治要求，就是说没有改变国家制度的要求。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这次起义没有准备。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农村无产者还没有同城市无产者结成联盟。”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促进了国内革命危机的进一步增长。这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在农民中间展开宣传和组织工作的最初步骤：在农村里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分组，散发了传单。

人民群众的斗爭喚醒了不满沙皇制度、毫无政治权利和遭受警察迫害的一切社会阶层。学生运动有了新的高涨。流行全俄的高尔基的《海燕之歌》中的一句话－“暴风雨快要爆发了！”鲜明地反映出社会的情绪。从下面，从群众方面来的压力，加速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团结。年，彼·別·司徒鲁威主编的《解放》杂志在国外创刊。它的宗旨是联合反对派的力量。年和年初，最初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地方自治主义者与立宪主义者同盟”和“解放同盟”成立了。

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要求消灭最令人痛恨的农奴制度残余。但是，自由主义者想要用逐渐改良以及沙皇政府和地主方面的让步来消灭这些残余。资产阶级不满意专制制度，力图参与国政，但在同时，他们害怕革命，想在日益增长的人民运动中占领导地位，以便把它纳入“和平的范围”。这也就决定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于自由资产阶级运动的策略：利用资产阶级的反政府情绪来削弱专制制度，同时，彻底揭露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和自私自利。

迫害和暴力是沙皇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主要手段。同时，沙皇政府试图采取一些对于它来说是新的方法。为了从内部瓦解工人运动，沙皇当局建立了君主的“工人”组织，叫做祖巴托夫组织一由它的创始人莫斯科秘密警察头子祖巴托夫上校得名。但是，“警察社会主义”只能在一时之间，欺骗极狹窄的最落后的半手工业工人的阶层。政府企图用一些有限的和陈旧的措施，如废除对农民的体罚或者取消连环保制，来平息农村中的不满情绪，也沒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动地主不肯作较大的让步。

在统治阵营的各个集团关于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斗爭中，最保守的宮廷集团取得了胜利。以自由派闻名的财政大臣维特被撤了职。普列维－－疯狂的反动分子、对民族边区进行新讨伐的鼓舞者、沙皇政府在远东的冒险行动的最积极拥护者之一，在政府中取得领导地位（年7月，普列维被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叶戈尔·萨宗诺夫刺杀）。

日俄战争，革命的前夜

日俄战爭加速了俄国革命危机的成熟。军事上的失败特別尖锐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性。反动分子为了防止“俄国内部的灾难”而号召的“小规模的胜利的战爭”，只是导致了沙皇政府威信的进一步衰落。资产阶级被事件的发展吓呆了。在自由主义集团中，战爭头几个月的沙文主义的情绪，特别是旅顺口陷落以后，被不满情绪的增长代替了。政府采取策略，发表了几次表示自己相信“成熟的社会力量”的空洞的、宣言式的声明，并且把警察对自由主义者的活动的限制略微放松了一些。

在国内展开了“宴会运动”－－请愿书和演说源源不断，在它们里边，地方自治派一自由主义分子号召政府缔结和约和及早实行宪政改革。孟什维克建议工人参加“宴会运动”，使工人相信这会推动自由资产阶级更积极地行动。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孟什维克的计划。他们指出，如果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用宣言支持自由主义分子，就意味着吸引无产阶级脱离他们的主要任务－－准备公开的革命战斗。

布尔什维克主张使沙皇政府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失败，因为这会使它容易被推翻，加速革命的来临。这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切身利益的真正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罢工斗争的增长，农村和军队中反战情绪的加强，表明了革命的接近。年末，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巴库石油工人的总罢工以胜利而告终－－在俄工人运动史上，工人和石油企业主签订了第一个集体合同。

巴库工人得到彼得堡及其他城市举行同情罢工的声援。无产阶级的彼得堡是革命的搖篮。年首都工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展开了积极斗争。政府害怕只用镇压阻止不住工人运动，就又采用“警察社会主义”，但是已经用更隐蔽的形式了。在当局的支持下，加邦神甫组织了“圣彼得堡市俄国产业工人协会”，在首都各大企业中设有分会。

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和平调解同企业主的冲突，防止革命的发动，在新从农村出来的、觉悟最低的那部分无产阶级中加强对“慈父沙皇”的天真信仰，以为他可以保护臣民不受“东家”欺侮。沙皇的大臣们指望依靠披着袈裟的祖巴托夫信徒，来实现宪兵上校祖巴托夫未完成的勾当。布尔什维克对加邦组织的腐化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但是，布尔什维克在首都的力量是不大的，而且，孟什维克分裂行为削弱了社会民主组织。尽管如此，事件的进程导致了无产阶级群众同专制制度的公开冲突。

结语

经济危机是在轻工业中开始的，但是，它以最大的力量摧毁重工业的一些新部门。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最主要特征，是它从一开始就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领导。《火星报》和《火星报》派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活动，使先进工人扩大了眼界，引导他们理解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和无产阶级作为爭取民主的先进斗士的作用。军事上的失败特別尖锐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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